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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TD决策上马的内幕驳TD最坏论

发布时间:2021-01-21 06:27:23 阅读: 来源:膨胀阀厂家

TD技术未必是差的技术创新,但这种模式的确值得反思,坏就坏在TD一开始就是带来浓重官僚味的政绩创新。

把TD上马归于李毅中决策其实不对的,3G的决策实际在王旭东手里就做的已经差不多了,只不过李毅中是执行者。有的博友

TD发展不力归咎于中国移动支持得晚,实际也是错得,其实中国移动是最先表态支持TD的,希望用TD拖住移动牌照晚发。

现在我把所知道的TD上马决策的内幕也讲一下。

最先开始的时候,因为移动网络全部是国外技术,国内设备商插不进,所以当时有个叫陈卫的美国留学回来的搞了一套SCDMA系统,这是一套比较简单的移动系统,到现在也只能是单载波单扇区的系统,可笑的是前两年还有媒体鼓吹是最先进的无线接入系统。

90年代末邮电部组织讨论中国准备支持上哪种3G标准,恰好这时候SCDMA也开始推出商用产品,最先SCDMA是在重庆商用,但商用的结果是质量很差,用户投诉很多,后来被迫拆了。不过这并不妨碍SCDMA成为官员的业绩,因为陈卫带着SCDMA找了一个靠山,就是邮电部科学技术研究院,也就是大唐的前身,成为大唐的子公司。

在讨论将来上哪种3G标准的时候,这时候有几个关键人物出场了,一个就是前邮电部副部长宋直元,此时宋直元已经退休,担任邮电部科技委主任。别小看了这个由退休官员组成的科技委,这个科技委的成员大多是原先邮电部退休的司局长级干部组成,真正搞技术的反而很少,也很少参加决策,宋在科技委是一言九鼎,令奇怪的是,中国官场等级文化在这个退休人员组成的科技委同样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据说是宋提议,技术研究院能否把SCDMA弄成3G标准试试看,这个提议得到了两个人的大力支持,一个是当时邮电部科技司长周寰,一个是技术研究院总工李世鹤。其实也容易理解,当时这两个人都是管科研项目的,有这个大项目自然有大量科研经费,如果搞出了名堂,也容易升官。于是李世鹤带领一班人,在研究陈卫搞的SCDMA基础上开始做3G标准,就是TD-SCDMA,于是李成了TD之父。宋的提议也得到了当时吴基传部长的认可,不过吴是一个超脱者,只是抱着试试看的目的,成了自己也有一份功劳。

后来邮电部拆分,本着谁生的孩子谁养大的原则,周被分过去当了大唐老总,这恐怕是周没预料到的,因为按照周当时在邮电部的风头,本来也很有希望成为一家运营商的老大老二级人物。

面对此局面,周只好孤注一掷了,周本来是官员,搞技术开发并非内行,但对北京官场还是很熟悉。虽然TD技术测试和开发并不顺利,但周通过各种方式来动员各级官员和一拨拨院士来参观TD,让他们签名发言,然后借助媒体炒作他们支持TD,人大开会的时候组织一大批代表签字上书要求支持TD,实际上这些官员、人大代表包括一大堆外行的院士都搞不清TD到底怎么回事,但声势大总是有好处的,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上道了,又让信产部、科技部、发改委的部长们批了不少钱,这样批了钱的部长们也不好脱开干系了。

有人说李是数学家,其实李并非像提出LAS-CDMA的李道本一样是数学家,TD涉及比如联合检测这些原创算法大都是国外数学家搞的,在技术框架里整合了TDMA、CDMA和SDMA多种技术,问题是当时做标准的时候,都是纸上谈兵,没有人用过实用产品。这也不能怪TD开发的人,因为其他两项3G标准形成思路的时间恐怕比TD要早10年,有些技术已经经过反复测试,而当时TD最关键的智能天线技术一直是停留在纸面上,而且TD当时开发TSM版本只是基于GSM网络升级的。

在2002年拆分中国电信的时候,当时政府本来已经决定给中国电信发放GSM1800M的牌照,这下中国移动不安了,当时移动高层王晓初火速行动向中央汇报香港股价大跌。当时设备厂商为了多卖给电信运营商,鼓噪3G已经成熟,呼吁政府发3G牌。于是政府安排一拨人马去欧洲考察3G,据说考察的结果是3G不成熟,意味着TD还有机会。实际上,这个考察组也经历了一番颇有意思争斗,虽然各大运营商和其他设备商派人也参加了,但据说周和李暗地自己做主,以整个考察组的名义向上面报告缓发3G牌照以支持TD。

于是政府决定组织3G测试,这一测没想到从2002年一直测到2008年。搞TD的人最先瞄准的是中国移动,因为当时开发的TSM版本就是基于gsm升级的,可是测试结果并不理想,后来看到其他3G标准升级了,屁股还没坐稳被迫又转搞LCR版本。中国移动一开始就不想接招TD,可是当时为了弄成国际3G标准,政府高层下令李默芳必须出来表态支持TD。李不得不出来表态支持。后来移动看到TD也有可利用之处,那就是可以拖着3G牌照不发,所以一边说支持TD,一边说TD不够成熟。

说一个插曲,当时为了把TD搞成国际电联标准,需要两个以上国家提名才能列入候选,咱们的代表找来找去只好找了铁杆兄弟巴基斯坦代表,巴基斯坦代表的确够义气,没几句话就爽快答应了。至于国际电联举手表决3G标准其实是个政治活,根本不像后来李世鹤吹得说是TD是经过全球电信技术专家检验的,因为就跟那位巴基斯坦代表一样,各国参会的代表很多都不是技术专家,大多只是主管电信的官员,几天开会时间也无法清楚了解每个标准的技术细节。当时老美和欧盟斗3G标准,可是大多数投票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看到中国冒出来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还是很给力的,就支持了。一个国家一票就是好,你看后来一投票,国际电联秘书长就铁定成非洲人当政了。

转搞LCR版本后,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成了TD瞄准的首要目标了,因为这两家没有移动网络,如果上马,不得不大搞。政府官员甚至对这两家发话,如果要TD,可以马上发牌。可是这两家哪敢接,重庆上马SCDMA的教训仍然阴影在心,测试结果这两家也一清二楚。可是不接的话,牌照又下不来,磨着磨着就等得失衡局面不可收拾了,发现拿WCDMA恐怕也打不过中国移动,后来这两家决定铁定了心等重组。

实际上,在李毅中上台前,重组就已经达成共识了。重组共识的基础是:四家运营商和发改委、工信部、国资委、科技部都同意只发3张3G牌照(这是难得的一致),这意味着其他运营商只能重组。因为CDMA网络不可能上TD,唯一有悬念的是到底是一家TD还是两家TD,如果GSM网归电信,可能电信也得上TD。但联通坚决不放弃GSM,有人也一度想让联通让GSM,可是联通一再哭诉包袱那么重,政府也不好再开口让上TD了。

有意思的是,尽管TD的测试结果一再有些惨不忍睹,仍然能够一再避过险关,搞TD的人认为是支持力度不够,运营商嫌弃纸上谈兵。为了度过这段艰难时期,李世鹤、丁守谦、李进良三人轮流上媒体,一再拔高TD,顽强吹嘘这是最好的技术,这是千年一遇的机遇,这是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倒的旗帜。重组前,部科技委的3G建议也是有些份量的,宋是TD的倡议者之一,自然也不能让TD轻易倒。

应该说,TD的成功首先是官场公关的成功,在弄了大批人大代表、院士、官员和媒体上书呼吁,后来又拉了国务院参事会的人上书,其实这些人绝大部分根本不懂TD是啥玩意,营造了“普天之下莫不拥护,只有运营商卖国耍滑头”的有利局面。看看中国那帮“韶山”高速列车的自主创新项目的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离北京太远,虽然也搞了很多人大代表、院士上书,可是关键的时候测试不过关,让铁道部长给毙了。直到中国高速列车已项目经决策了,还弄了40多位院士签名想挽回,结果签名书给高层扔一边不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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